艾瑞英

來自瑞典的巾幗英雄

艾瑞英原名愛瑪（Emma Charlotte Eck），1870 年 8 月 19 日生於瑞典的莫爾倫達（Morlunda）——這地方離她未來丈夫艾克仁的家鄉只有十二英里，但兩人是在中國相遇的。她十八歲悔改歸主，不久受戴德生的影響領受呼召，立志到中國做宣教士。1891 年，二十一歲的她作為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抵達上海，學了一年語言後被派往四川保寧府（今閬中）宣教站。當時主持內地會四川工作的，是「劍橋七傑」之一的蓋士利主教（William Wharton Cassels）——本庫另有他的條目。就在四川的這幾年，她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艾瑞英，意思是「來自瑞典的巾幗英雄」。

「若不娶愛瑪，便覺得人生灰暗」

在甘肅岷州開荒的宣道會宣教士艾克仁邂逅了這位同胞。兩人開始書信往來，感情日深。用艾克仁自己的話說，「若不娶愛瑪，便覺得人生灰暗，無法生活」。1900 年 9 月，兩人趁休假到美國完婚；次年九月，庚子之亂平息後，這對新婚夫婦從舊金山啟航重返中國。此後她轉入宣道會的工場，先後在安徽青陽、湖南長沙，最後又回到丈夫開荒的岷州。在那個絕大多數甘肅女孩從未上過學的年代，她在岷州辦起一所女子學校，教各個年齡段的婦女識字讀書——辦學既是教育，也是接觸民眾、傳講福音的門路。

她失去的三個孩子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發，戰亂使甘肅與外界隔絕數月。他們的兩個孩子同時染上猩紅熱，日夜搶救才脫險，六歲的女兒伊麗莎白卻沒能保住。多年受哥老會匪徒驚嚇，加上戰事逼近的傳言，再加上愛女夭折，這一連串打擊使她徹底崩潰，夜不能寐，精神恍惚。1912 年 7 月一家人回到美國時，她已生活無法自理，還時常危及孩子，並有自殺傾向。醫生與親友都勸丈夫把她送進精神病院；艾克仁不肯，他認定妻子沒有患精神病，只是在重壓之下情緒崩潰，堅持自己照料她的飲食起居，耐心幫她吃飯穿衣，從無怨言。她一天天好起來，1914 年完全痊愈。

1918 年西班牙流感肆虐武漢，七歲的小女兒艾琳於 10 月 21 日離世——這是他們在中國失去的第二個孩子。經文說「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這一次她內心雖傷痛，卻沒有被壓垮。1932 年 7 月 23 日，唯一的兒子亨利在西安城外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槍殺，連屍首都沒有找到，那時他剛過完二十四歲生日三個多月。三個孩子，加上丈夫、丈夫的兄姊，最後都留在了中國。

1919 年二月的那個孩子

1919 年早春二月的一天，一個瘦弱的女盲童跌跌撞撞來到武昌宣道會院外乞討。艾瑞英看着這孩子，想起幾個月前夭折的艾琳。她沒有隨手給幾個錢打發了事，而是上前與她攀談。這個十歲的盲女原本家境不錯，父親是到武漢做官的滿族人，流感奪走了父母的性命；她自己又因眼疾失明，流落街頭，被一個惡婦逼着與其他盲童沿街乞討，還被賣給一個瘸腿暴躁的男乞丐為妻。聽完這些，艾瑞英想起聖經上的話：「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她決心要給這些孩子一個家。

武昌瑞英瞽目學校

1921 年，她在武昌創辦了湖北最早的女子盲童學校，取名「武昌瑞英瞽目學校」（也有記述把創辦年份繫於 1919 年，即從她收留第一個盲童算起）。這項事工原不在宣道會的項目之內，差會雖給些支持，卻沒有固定經費。她效法內地會的精神，也以英國慈善家慕勒（George Muller）為榜樣，從不向人募捐，只專心祈求主。她常憑信心說：「如果主看顧一隻小麻雀，祂也一定會眷護一個被遺棄的盲童。」

學校里的每一個孩子都曾被遺棄或被虐待：有從大街上、鐵路邊撿回來的天生瞎眼的孩子；有一個女孩被劫匪綁架，因未得贖金而被挖去雙眼；還有一個女童的雙眼是被暴怒的母親用針刺瞎的。自創辦之日起，前來求助的盲童沒有一個被拒絕，二十年間接納了一百多個孩子。起初只有小學班，後來加設初中班，年齡從六歲到十六歲不等。聖經是核心課程之一，唱贊美詩是學生們最喜歡的課餘活動。每個主日清晨，盲校的女生們穿戴整齊，按高矮排成一隊，後面的學生把一隻手搭在前面同學的肩上，安靜有序地走出狹窄擁擠的街巷——那成了當地的一道景觀，許多居民駐足觀看。除盲文的讀寫外，學校還開國語、算術、常識、歷史、地理、音樂、體育、公民等科，實業部教針織手藝，女孩們每周三次隨老師進醫院或居民家中傳福音。畢業後，有的到教會醫院做婦女傳道員，有的分到鄉村宣教站，有的靠家務技能謀生；在找到合適的工作之前，沒有人會被要求離校。

賑災與戰爭

1919 年 11 月，夫婦造訪湖南常德，適逢「基督將軍」馮玉祥率部駐紮。艾克仁應邀在軍中連講三周，艾瑞英則探訪軍營里的實業學校——軍官太太們在那裡學操作縫紉機、紡織毛巾襪子、裝訂書籍——她向她們傳福音，帶領十三位信主。1931 年江淮大水，武漢是重災區，全市受災七十八萬人，每天都有上千人因饑餓、瘟疫和中暑而死。她與丈夫發動剛來華不久的女兒女婿，以及盲校的學生一同投身賑災，發放糧米、施粥解困，救活了不少無人照看的嬰孩。災情結束後她向差會報告：「我們接觸了八千餘名災民。許多之前從未聽聞福音的婦女在困境中開口禱告，我們親眼見證神如何應允這些從前拜假神之人的呼求。」因着賑災中的貢獻，她獲頒蔣宋美齡的獎章。1937 年抗戰爆發，夫婦選擇留在武昌與百姓同受苦難；1938 年 2 月武漢會戰打響，他們一面禱告，一面開放宣道會的地下室收容難民。

第六次去中國

1939 年 1 月 6 日，丈夫因前列腺癌病逝於武昌，葬在漢口的萬國公墓，盲校的學生在葬禮上獻詩。1940 年，已經七十歲的艾瑞英啟程回美國，臨行前把學校托付給同工；珍珠港事變後的日軍占領期間，學校由 Perkins 盲人學校畢業的劉小姐主持。回到加州格蘭岱爾的宣教士之家後，她看到大女兒一家正準備前往安徽蕪湖宣教，三女兒夫婦也正要趕赴湖南嶽陽——兒女們都走上了對華宣教的路。

1945 年日本投降。次年二月，七十六歲的她再次整裝出發，獨自第六次前往中國。她盼望自己能在武漢跑完人生的路程，然後與丈夫合葬。她是最早一批返華的船上的乘客之一，一直做到 1948 年底再被令撤離。她告別了這片埋葬着她丈夫、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和另外兩位親人的土地。此後她仍到處應邀講述中國，對那片土地的牽掛從未稍減。1952 年 7 月 7 日，她因心髒病在夏威夷檀香山去世，享年八十二歲，葬於利胡埃公墓（Lihue Cemetery）。墓碑上刻着「中國武昌盲校創辦人」，還有與丈夫墓碑上同樣的一句經文：「因為我活着，你們也要活着。」（約翰福音 14:19）2020 年，當地政府在新落成的校舍前立起一組雕像，其中有她的形象，頸上掛着一個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