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in Ekvall

一家三姐弟

艾克仁（Martin Ekvall）是瑞典裔美国人，1866 年生于瑞典斯摩兰的克利斯达拉（Drisdala，Smoland），在家中六个孩子里排行第二，父母名叫艾利克与索菲亚。1882 年，他与姐姐奥蒂利娅（Otilia）、弟弟艾自新（David Paul Ekvall）随父母移居美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鹿田镇（Deerfield）买了一个农场。母亲敬虔，常为孩子们能归向神代祷，也求主使用她的孩子拓展神的国。后来著名布道家宣信牧师（A. B. Simpson）到新英格兰他们家乡举行布道会，姐弟三人一同回应呼召，立志把福音传到地极。

1891 年，三人都进了纽约宣道会的宣教学院。1892 年秋，艾克仁与姐姐一起抵达上海，转往武汉——宣道会华中宣教总部所在地——学中文。1893 年，亲自到远东考察的宣信引导他在武昌市中心开设了一个教会。1894 年弟弟艾自新来到，与他同工。姐姐奥蒂利娅则奉派去了甘藏边区的古城洮州；1895 年，她与早在那里宣教的席儒珍（W. W. Simpson）结婚。

岷州

武昌宣教站初创时，宣道会就计划在武昌与甘肃之间增设一个中转基地，这担子落在艾克仁兄弟身上。1896 年 1 月，兄弟二人从汉口启程，乘帆船溯汉江而上一路向西，把设站的地点交托在主手中。旅途中他们偶遇内地会宣教士巴格道（George Parker）——本库另收有他的条目——那时巴格道已在中国西北服事了近二十年，是最早把基督教带进甘肃的两位宣教士之一。从这位前辈口中，兄弟俩第一次听到「岷州」（今甘肃岷县）这个地名，也知道了甘肃在福音上比陕西更贫瘠。

1896 年 6 月，兄弟二人进入岷州城，克服当地人极大的敌意，建起甘藏边区第一个汉区宣教站。艾克仁很快看出这地方的分量，他在写给宣道周刊的文稿中说：「以岷州为原点，向北最近的宣教站是 170 英里以外的兰州，向东是 180 英里外的秦州，向东南是 350 英里外的武昌，向南则是 326 英里外的广元。在这样广袤的地域中有 16 个城市，但没有一间宣教站。……这就是中国西北的现状。」他们所面对的是极端仇外的民众、盛行的迷信、猖獗的犯匪集团。同工克省悟（W. M. Christie）这样描述他：「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热衷于传福音，他以极大的热情到新的城镇去传讲福音。他的宣教热心与日俱增，从未稍减。在与他同工同行之中，我看到有火在他灵魂里面燃烧。」

王七十八

1897 年秋起，一个名叫「王七十八」的年轻木匠常到福音堂与艾自新谈道，也来参加主日聚会。他的生意做得不错，但一到主日便停工歇业去做礼拜。在自己的婚礼上，他不但拒绝了迷信仪式，还坚持宴席上不上白酒。1899 年秋，艾克仁兄弟在岷州的洮河中为他施洗——他是甘藏边区第一位归入耶稣名下的基督徒。

艾瑞英

在岷州的那几年，艾克仁遇见了他的瑞典同胞爱玛（Emma Charlotte Eck），当时她是内地会在四川的宣教士。爱玛 1870 年 8 月 19 日生于瑞典的莫尔伦达（Morlunda），离艾克仁的家乡只有十二英里。她十八岁悔改归主，不久受戴德生的影响领受呼召。1891 年，二十一岁的她作为内地会宣教士抵达上海，学了一年语言后被派往四川保宁府（今阆中）。当时主持内地会四川工作的是「剑桥七杰」之一的盖士利主教（William Wharton Cassels）。在四川期间，她为自己取了中文名「艾瑞英」，意思是「来自瑞典的巾帼英雄」。艾克仁深深爱上了这位「巾帼英雄」，用他自己的话说，「若不娶爱玛，便觉得人生灰暗，无法生活」。1900 年 9 月，两人趁休假到美国完婚；次年 9 月，庚子之乱平息后，这对新婚夫妇从旧金山启航重返中国。

因甘肃局势未明，他们先在华中一边工作一边等待，先后被差往安徽青阳、湖南长沙。1902 年 3 月，长女葛楚德（Gertrude）在青阳出生；据记载那一年艾克仁在当地教会讲道 162 场，街头布道 62 次。局势平靖后，夫妇再度奉派回到岷州。艾克仁常骑着马、脑后拖着辫子、身着汉服到乡间传福音。当时盘踞岷州的哥老会和三合会时常抢劫绑票，多次扬言要杀死外国传教士，岷州也不止一次遭匪帮与叛军围攻。夫妇仍旧留守。1905 年终于有 5 名年轻人受洗，加上此前信主的 4 人，岷州教会有了 9 名中国信徒——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因为内地会在秦州耕耘了三十余年，也只有几十位中国信徒。同年 9 月，他们建起一间可容纳 200 人的教堂。艾瑞英则在岷州办起一所女子学校，教各个年龄段的妇女识字读书。

连失三个孩子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战乱使甘肃与外界隔绝数月。他们的两个孩子同时染上猩红热，日夜抢救才脱险；但六岁的女儿伊丽莎白没能保住。艾瑞英多年受匪徒惊吓，加上战事逼近的传言与丧女之痛，精神彻底崩溃，夜不能寐。艾克仁只得带全家回美国疗养。1912 年 7 月一家人在旧金山上岸时，艾瑞英已生活无法自理，还时常危及孩子，并有自杀倾向。医生与亲友都劝艾克仁把妻子送进精神病院，他却始终认定妻子没有精神病，只是重压之下的情绪崩溃，坚持自己照料她的饮食起居，耐心帮她吃饭穿衣，从无怨言。艾瑞英一天天好起来，1914 年完全痊愈。

1915 年末，夫妇带着四个儿女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被分派到武汉。艾克仁被指派到二十年前他所建立的武昌宣道会教会做牧师，从此开始了在武汉三十余年的事奉；他也曾任华中区会主席，教授圣经课、治理教会、培训新来的宣教士。1918 年西班牙流感肆虐武汉，年仅七岁的小女儿艾琳于 10 月 21 日在武昌离世——这是他们在中国失去的第二个孩子。1932 年 7 月 23 日，唯一的儿子亨利与在平凉宣教的瑞典宣教士多福寿（Gustaf Tornval）及另外两名同伴在返程途中，于西安城外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枪杀；那时西北秩序极乱，案件至终未破，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四月十日，夫妇还刚为亨利庆祝过二十四岁生日。据女儿葛楚德回忆：「神赐下平安，使他们得胜，能以继续在一生挚爱的中国人中服事——尽管这些人曾再三地辱骂、攻击他们，最后又夺去他们儿子的生命。」在丧子之痛中，夫妇仍与中国同工一道站在难民棚的入口，把平安的福音传给苦难中的人。仅 1933 年 4 月一个月，艾克仁就在难民棚为 79 人施洗。

武昌瑞英瞽目学校

1919 年早春二月的一天，一个瘦弱的女盲童跌跌撞撞来到武昌宣道会院外乞讨。艾瑞英看着这孩子，想起几个月前夭折的艾琳。她没有随手给几个钱打发了事，而是上前与她攀谈，得知这十岁的盲女原本家境不错，父亲是到武汉做官的满族人，流感夺走了父母的性命；她自己又因眼疾失明，流落街头被一个恶妇逼着与其他盲童沿街乞讨，还被卖给一个瘸腿暴躁的男乞丐为妻。艾瑞英动了怜悯，决心要给这些孩子一个家。

1921 年，她在武昌创办了湖北最早的女子盲童学校，取名「武昌瑞英瞽目学校」（也有记述把创办年份系于 1919 年，即从她收留第一个盲童算起）。这项事工原不在宣道会的项目之内，差会虽给些支持，却无固定经费。艾瑞英效法内地会的精神，也以英国慈善家慕勒（George Muller）为榜样，从不向人募捐，只专心祈求主。她常凭信心说：「如果主看顾一只小麻雀，祂也一定会眷护一个被遗弃的盲童。」学校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曾被遗弃或被虐待：有从大街上、铁路边捡回来的天生瞎眼的孩子；有一个女孩被劫匪绑架，因未得赎金而被挖去双眼；还有一个女童的双眼是被暴怒的母亲用针刺瞎的。自创办之日起，前来求助的盲童没有一个被拒绝，二十年间接纳了一百多个孩子。每个主日清晨，盲校的女生们穿戴整齐，按高矮排成一队，后面的学生把一只手搭在前面同学肩上，安静有序地走出狭窄拥挤的街巷——那成了当地的一道景观。学校教她们盲文的读写，也开国语、算术、常识、历史、地理、音乐、体育、公民等科，实业部还教针织手艺；女孩们每周三次随老师进医院或居民家中传福音。毕业后，有的到教会医院做妇女传道员，有的分到乡村宣教站，有的靠家务技能谋生；在找到合适的工作之前，没有人会被要求离校。

1939 年 1 月 6 日

1919 年 11 月，夫妇造访湖南常德，适逢冯玉祥率部驻扎此地。冯玉祥早前因为他看病的宣教士医生的影响而受洗归主，信主后信仰诚笃，还出资建堂、请牧师向官兵布道，故有「基督将军」之称。艾克仁应邀在军中连讲三周，由冯玉祥亲自主持；讲道结束后冯还领唱圣诗「在我心有空处为你」。艾瑞英则探访了军营中的实业学校，向军官太太们传福音，带领十三位信主。这一趟常德之行，艾克仁共为 13 名妇女与 210 名男子施洗，刷新了宣道会海外事工的纪录。1920 年代是他事奉的盛期：一口流利的中文与传道人的名声，使他屡屡受邀到冯玉祥军中讲道；1924 年他还为澳大利亚布道家 Rev. T. B. Davis 作口译，在北京城外向五千余名官兵讲道并分发圣经。

1926 年北伐开始后，一家人经历了武昌被围五十余天、千人饿死的战况；夫妇在红十字会支持下保护中国百姓免遭劫掠。1927 年因全国排外风潮迭起，加上美国使领馆再三催促，全家离华。1930 年他们第五次来华。1937 年抗战爆发，夫妇选择留在武昌与百姓同受苦难；1938 年 2 月武汉会战打响，他们一面祷告，一面开放宣道会的地下室收容难民，寓所与会所在空袭中都受了极大破坏。1938 年下半年，艾克仁被确诊为前列腺癌，但他始终乐观。人生最后五个月在汉口的路德会诊所度过，1939 年 1 月 6 日在路德会宣教站内离世，享年七十二岁——武昌宣道会的房屋此时已在空袭中严重损毁。他和弟弟艾自新、姐姐奥蒂利娅，并他的三个孩子，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艾瑞英把丈夫安葬在汉口的万国公墓，盲校的学生在葬礼上献诗。宣道会的克省悟在追思中说他是「一个忠信的先驱者，一个忠实于圣经的人；是真理的典范，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是一个对其救主、对家庭、对中国教会充满爱的人」。

艾瑞英的后来

1940 年，已经七十岁的艾瑞英启程回美国，临行前把学校托付给同工。1945 年日本投降，次年二月，七十六岁的她独自整装第六次前往中国——她盼望自己能在武汉跑完人生的路程，然后与丈夫合葬。但到 1948 年底，她随差会其他宣教士被迫撤离，告别了这片埋葬着她丈夫、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和另外两位亲人的土地。1952 年 7 月 7 日，她因心脏病在夏威夷檀香山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葬于利胡埃公墓（Lihue Cemetery）。墓碑上刻着「中国武昌盲校创办人」，还有与丈夫墓碑上同样的一句经文：「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翰福音 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