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英

来自瑞典的巾帼英雄

艾瑞英原名爱玛（Emma Charlotte Eck），1870 年 8 月 19 日生于瑞典的莫尔伦达（Morlunda）——这地方离她未来丈夫艾克仁的家乡只有十二英里，但两人是在中国相遇的。她十八岁悔改归主，不久受戴德生的影响领受呼召，立志到中国做宣教士。1891 年，二十一岁的她作为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抵达上海，学了一年语言后被派往四川保宁府（今阆中）宣教站。当时主持内地会四川工作的，是「剑桥七杰」之一的盖士利主教（William Wharton Cassels）——本库另有他的条目。就在四川的这几年，她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艾瑞英，意思是「来自瑞典的巾帼英雄」。

「若不娶爱玛，便觉得人生灰暗」

在甘肃岷州开荒的宣道会宣教士艾克仁邂逅了这位同胞。两人开始书信往来，感情日深。用艾克仁自己的话说，「若不娶爱玛，便觉得人生灰暗，无法生活」。1900 年 9 月，两人趁休假到美国完婚；次年九月，庚子之乱平息后，这对新婚夫妇从旧金山启航重返中国。此后她转入宣道会的工场，先后在安徽青阳、湖南长沙，最后又回到丈夫开荒的岷州。在那个绝大多数甘肃女孩从未上过学的年代，她在岷州办起一所女子学校，教各个年龄段的妇女识字读书——办学既是教育，也是接触民众、传讲福音的门路。

她失去的三个孩子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战乱使甘肃与外界隔绝数月。他们的两个孩子同时染上猩红热，日夜抢救才脱险，六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却没能保住。多年受哥老会匪徒惊吓，加上战事逼近的传言，再加上爱女夭折，这一连串打击使她彻底崩溃，夜不能寐，精神恍惚。1912 年 7 月一家人回到美国时，她已生活无法自理，还时常危及孩子，并有自杀倾向。医生与亲友都劝丈夫把她送进精神病院；艾克仁不肯，他认定妻子没有患精神病，只是在重压之下情绪崩溃，坚持自己照料她的饮食起居，耐心帮她吃饭穿衣，从无怨言。她一天天好起来，1914 年完全痊愈。

1918 年西班牙流感肆虐武汉，七岁的小女儿艾琳于 10 月 21 日离世——这是他们在中国失去的第二个孩子。经文说「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一次她内心虽伤痛，却没有被压垮。1932 年 7 月 23 日，唯一的儿子亨利在西安城外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枪杀，连尸首都没有找到，那时他刚过完二十四岁生日三个多月。三个孩子，加上丈夫、丈夫的兄姊，最后都留在了中国。

1919 年二月的那个孩子

1919 年早春二月的一天，一个瘦弱的女盲童跌跌撞撞来到武昌宣道会院外乞讨。艾瑞英看着这孩子，想起几个月前夭折的艾琳。她没有随手给几个钱打发了事，而是上前与她攀谈。这个十岁的盲女原本家境不错，父亲是到武汉做官的满族人，流感夺走了父母的性命；她自己又因眼疾失明，流落街头，被一个恶妇逼着与其他盲童沿街乞讨，还被卖给一个瘸腿暴躁的男乞丐为妻。听完这些，艾瑞英想起圣经上的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她决心要给这些孩子一个家。

武昌瑞英瞽目学校

1921 年，她在武昌创办了湖北最早的女子盲童学校，取名「武昌瑞英瞽目学校」（也有记述把创办年份系于 1919 年，即从她收留第一个盲童算起）。这项事工原不在宣道会的项目之内，差会虽给些支持，却没有固定经费。她效法内地会的精神，也以英国慈善家慕勒（George Muller）为榜样，从不向人募捐，只专心祈求主。她常凭信心说：「如果主看顾一只小麻雀，祂也一定会眷护一个被遗弃的盲童。」

学校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曾被遗弃或被虐待：有从大街上、铁路边捡回来的天生瞎眼的孩子；有一个女孩被劫匪绑架，因未得赎金而被挖去双眼；还有一个女童的双眼是被暴怒的母亲用针刺瞎的。自创办之日起，前来求助的盲童没有一个被拒绝，二十年间接纳了一百多个孩子。起初只有小学班，后来加设初中班，年龄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圣经是核心课程之一，唱赞美诗是学生们最喜欢的课余活动。每个主日清晨，盲校的女生们穿戴整齐，按高矮排成一队，后面的学生把一只手搭在前面同学的肩上，安静有序地走出狭窄拥挤的街巷——那成了当地的一道景观，许多居民驻足观看。除盲文的读写外，学校还开国语、算术、常识、历史、地理、音乐、体育、公民等科，实业部教针织手艺，女孩们每周三次随老师进医院或居民家中传福音。毕业后，有的到教会医院做妇女传道员，有的分到乡村宣教站，有的靠家务技能谋生；在找到合适的工作之前，没有人会被要求离校。

赈灾与战争

1919 年 11 月，夫妇造访湖南常德，适逢「基督将军」冯玉祥率部驻扎。艾克仁应邀在军中连讲三周，艾瑞英则探访军营里的实业学校——军官太太们在那里学操作缝纫机、纺织毛巾袜子、装订书籍——她向她们传福音，带领十三位信主。1931 年江淮大水，武汉是重灾区，全市受灾七十八万人，每天都有上千人因饥饿、瘟疫和中暑而死。她与丈夫发动刚来华不久的女儿女婿，以及盲校的学生一同投身赈灾，发放粮米、施粥解困，救活了不少无人照看的婴孩。灾情结束后她向差会报告：「我们接触了八千余名灾民。许多之前从未听闻福音的妇女在困境中开口祷告，我们亲眼见证神如何应允这些从前拜假神之人的呼求。」因着赈灾中的贡献，她获颁蒋宋美龄的奖章。1937 年抗战爆发，夫妇选择留在武昌与百姓同受苦难；1938 年 2 月武汉会战打响，他们一面祷告，一面开放宣道会的地下室收容难民。

第六次去中国

1939 年 1 月 6 日，丈夫因前列腺癌病逝于武昌，葬在汉口的万国公墓，盲校的学生在葬礼上献诗。1940 年，已经七十岁的艾瑞英启程回美国，临行前把学校托付给同工；珍珠港事变后的日军占领期间，学校由 Perkins 盲人学校毕业的刘小姐主持。回到加州格兰岱尔的宣教士之家后，她看到大女儿一家正准备前往安徽芜湖宣教，三女儿夫妇也正要赶赴湖南岳阳——儿女们都走上了对华宣教的路。

1945 年日本投降。次年二月，七十六岁的她再次整装出发，独自第六次前往中国。她盼望自己能在武汉跑完人生的路程，然后与丈夫合葬。她是最早一批返华的船上的乘客之一，一直做到 1948 年底再被令撤离。她告别了这片埋葬着她丈夫、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和另外两位亲人的土地。此后她仍到处应邀讲述中国，对那片土地的牵挂从未稍减。1952 年 7 月 7 日，她因心脏病在夏威夷檀香山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葬于利胡埃公墓（Lihue Cemetery）。墓碑上刻着「中国武昌盲校创办人」，还有与丈夫墓碑上同样的一句经文：「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翰福音 14:19）2020 年，当地政府在新落成的校舍前立起一组雕像，其中有她的形象，颈上挂着一个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