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in Ekvall · 1866 – 1939 · 瑞典裔美国
艾克仁(Martin Ekvall)是瑞典裔美国人,1866 年生于瑞典斯摩兰的克利斯达拉(Drisdala,Smoland),在家中六个孩子里排行第二,父母名叫艾利克与索菲亚。1882 年,他与姐姐奥蒂利娅(Otilia)、弟弟艾自新(David Paul Ekvall)随父母移居美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鹿田镇(Deerfield)买了一个农场。母亲敬虔,常为孩子们能归向神代祷,也求主使用她的孩子拓展神的国。后来著名布道家宣信牧师(A. B. Simpson)到新英格兰他们家乡举行布道会,姐弟三人一同回应呼召,立志把福音传到地极。
1891 年,三人都进了纽约宣道会的宣教学院。1892 年秋,艾克仁与姐姐一起抵达上海,转往武汉——宣道会华中宣教总部所在地——学中文。1893 年,亲自到远东考察的宣信引导他在武昌市中心开设了一个教会。1894 年弟弟艾自新来到,与他同工。姐姐奥蒂利娅则奉派去了甘藏边区的古城洮州;1895 年,她与早在那里宣教的席儒珍(W. W. Simpson)结婚。
武昌宣教站初创时,宣道会就计划在武昌与甘肃之间增设一个中转基地,这担子落在艾克仁兄弟身上。1896 年 1 月,兄弟二人从汉口启程,乘帆船溯汉江而上一路向西,把设站的地点交托在主手中。旅途中他们偶遇内地会宣教士巴格道(George Parker)——本库另收有他的条目——那时巴格道已在中国西北服事了近二十年,是最早把基督教带进甘肃的两位宣教士之一。从这位前辈口中,兄弟俩第一次听到「岷州」(今甘肃岷县)这个地名,也知道了甘肃在福音上比陕西更贫瘠。
1896 年 6 月,兄弟二人进入岷州城,克服当地人极大的敌意,建起甘藏边区第一个汉区宣教站。艾克仁很快看出这地方的分量,他在写给宣道周刊的文稿中说:「以岷州为原点,向北最近的宣教站是 170 英里以外的兰州,向东是 180 英里外的秦州,向东南是 350 英里外的武昌,向南则是 326 英里外的广元。在这样广袤的地域中有 16 个城市,但没有一间宣教站。……这就是中国西北的现状。」他们所面对的是极端仇外的民众、盛行的迷信、猖獗的犯匪集团。同工克省悟(W. M. Christie)这样描述他:「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热衷于传福音,他以极大的热情到新的城镇去传讲福音。他的宣教热心与日俱增,从未稍减。在与他同工同行之中,我看到有火在他灵魂里面燃烧。」
1897 年秋起,一个名叫「王七十八」的年轻木匠常到福音堂与艾自新谈道,也来参加主日聚会。他的生意做得不错,但一到主日便停工歇业去做礼拜。在自己的婚礼上,他不但拒绝了迷信仪式,还坚持宴席上不上白酒。1899 年秋,艾克仁兄弟在岷州的洮河中为他施洗——他是甘藏边区第一位归入耶稣名下的基督徒。
在岷州的那几年,艾克仁遇见了他的瑞典同胞爱玛(Emma Charlotte Eck),当时她是内地会在四川的宣教士。爱玛 1870 年 8 月 19 日生于瑞典的莫尔伦达(Morlunda),离艾克仁的家乡只有十二英里。她十八岁悔改归主,不久受戴德生的影响领受呼召。1891 年,二十一岁的她作为内地会宣教士抵达上海,学了一年语言后被派往四川保宁府(今阆中)。当时主持内地会四川工作的是「剑桥七杰」之一的盖士利主教(William Wharton Cassels)。在四川期间,她为自己取了中文名「艾瑞英」,意思是「来自瑞典的巾帼英雄」。艾克仁深深爱上了这位「巾帼英雄」,用他自己的话说,「若不娶爱玛,便觉得人生灰暗,无法生活」。1900 年 9 月,两人趁休假到美国完婚;次年 9 月,庚子之乱平息后,这对新婚夫妇从旧金山启航重返中国。
因甘肃局势未明,他们先在华中一边工作一边等待,先后被差往安徽青阳、湖南长沙。1902 年 3 月,长女葛楚德(Gertrude)在青阳出生;据记载那一年艾克仁在当地教会讲道 162 场,街头布道 62 次。局势平靖后,夫妇再度奉派回到岷州。艾克仁常骑着马、脑后拖着辫子、身着汉服到乡间传福音。当时盘踞岷州的哥老会和三合会时常抢劫绑票,多次扬言要杀死外国传教士,岷州也不止一次遭匪帮与叛军围攻。夫妇仍旧留守。1905 年终于有 5 名年轻人受洗,加上此前信主的 4 人,岷州教会有了 9 名中国信徒——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因为内地会在秦州耕耘了三十余年,也只有几十位中国信徒。同年 9 月,他们建起一间可容纳 200 人的教堂。艾瑞英则在岷州办起一所女子学校,教各个年龄段的妇女识字读书。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战乱使甘肃与外界隔绝数月。他们的两个孩子同时染上猩红热,日夜抢救才脱险;但六岁的女儿伊丽莎白没能保住。艾瑞英多年受匪徒惊吓,加上战事逼近的传言与丧女之痛,精神彻底崩溃,夜不能寐。艾克仁只得带全家回美国疗养。1912 年 7 月一家人在旧金山上岸时,艾瑞英已生活无法自理,还时常危及孩子,并有自杀倾向。医生与亲友都劝艾克仁把妻子送进精神病院,他却始终认定妻子没有精神病,只是重压之下的情绪崩溃,坚持自己照料她的饮食起居,耐心帮她吃饭穿衣,从无怨言。艾瑞英一天天好起来,1914 年完全痊愈。
1915 年末,夫妇带着四个儿女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被分派到武汉。艾克仁被指派到二十年前他所建立的武昌宣道会教会做牧师,从此开始了在武汉三十余年的事奉;他也曾任华中区会主席,教授圣经课、治理教会、培训新来的宣教士。1918 年西班牙流感肆虐武汉,年仅七岁的小女儿艾琳于 10 月 21 日在武昌离世——这是他们在中国失去的第二个孩子。1932 年 7 月 23 日,唯一的儿子亨利与在平凉宣教的瑞典宣教士多福寿(Gustaf Tornval)及另外两名同伴在返程途中,于西安城外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枪杀;那时西北秩序极乱,案件至终未破,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四月十日,夫妇还刚为亨利庆祝过二十四岁生日。据女儿葛楚德回忆:「神赐下平安,使他们得胜,能以继续在一生挚爱的中国人中服事——尽管这些人曾再三地辱骂、攻击他们,最后又夺去他们儿子的生命。」在丧子之痛中,夫妇仍与中国同工一道站在难民棚的入口,把平安的福音传给苦难中的人。仅 1933 年 4 月一个月,艾克仁就在难民棚为 79 人施洗。
1919 年早春二月的一天,一个瘦弱的女盲童跌跌撞撞来到武昌宣道会院外乞讨。艾瑞英看着这孩子,想起几个月前夭折的艾琳。她没有随手给几个钱打发了事,而是上前与她攀谈,得知这十岁的盲女原本家境不错,父亲是到武汉做官的满族人,流感夺走了父母的性命;她自己又因眼疾失明,流落街头被一个恶妇逼着与其他盲童沿街乞讨,还被卖给一个瘸腿暴躁的男乞丐为妻。艾瑞英动了怜悯,决心要给这些孩子一个家。
1921 年,她在武昌创办了湖北最早的女子盲童学校,取名「武昌瑞英瞽目学校」(也有记述把创办年份系于 1919 年,即从她收留第一个盲童算起)。这项事工原不在宣道会的项目之内,差会虽给些支持,却无固定经费。艾瑞英效法内地会的精神,也以英国慈善家慕勒(George Muller)为榜样,从不向人募捐,只专心祈求主。她常凭信心说:「如果主看顾一只小麻雀,祂也一定会眷护一个被遗弃的盲童。」学校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曾被遗弃或被虐待:有从大街上、铁路边捡回来的天生瞎眼的孩子;有一个女孩被劫匪绑架,因未得赎金而被挖去双眼;还有一个女童的双眼是被暴怒的母亲用针刺瞎的。自创办之日起,前来求助的盲童没有一个被拒绝,二十年间接纳了一百多个孩子。每个主日清晨,盲校的女生们穿戴整齐,按高矮排成一队,后面的学生把一只手搭在前面同学肩上,安静有序地走出狭窄拥挤的街巷——那成了当地的一道景观。学校教她们盲文的读写,也开国语、算术、常识、历史、地理、音乐、体育、公民等科,实业部还教针织手艺;女孩们每周三次随老师进医院或居民家中传福音。毕业后,有的到教会医院做妇女传道员,有的分到乡村宣教站,有的靠家务技能谋生;在找到合适的工作之前,没有人会被要求离校。
1919 年 11 月,夫妇造访湖南常德,适逢冯玉祥率部驻扎此地。冯玉祥早前因为他看病的宣教士医生的影响而受洗归主,信主后信仰诚笃,还出资建堂、请牧师向官兵布道,故有「基督将军」之称。艾克仁应邀在军中连讲三周,由冯玉祥亲自主持;讲道结束后冯还领唱圣诗「在我心有空处为你」。艾瑞英则探访了军营中的实业学校,向军官太太们传福音,带领十三位信主。这一趟常德之行,艾克仁共为 13 名妇女与 210 名男子施洗,刷新了宣道会海外事工的纪录。1920 年代是他事奉的盛期:一口流利的中文与传道人的名声,使他屡屡受邀到冯玉祥军中讲道;1924 年他还为澳大利亚布道家 Rev. T. B. Davis 作口译,在北京城外向五千余名官兵讲道并分发圣经。
1926 年北伐开始后,一家人经历了武昌被围五十余天、千人饿死的战况;夫妇在红十字会支持下保护中国百姓免遭劫掠。1927 年因全国排外风潮迭起,加上美国使领馆再三催促,全家离华。1930 年他们第五次来华。1937 年抗战爆发,夫妇选择留在武昌与百姓同受苦难;1938 年 2 月武汉会战打响,他们一面祷告,一面开放宣道会的地下室收容难民,寓所与会所在空袭中都受了极大破坏。1938 年下半年,艾克仁被确诊为前列腺癌,但他始终乐观。人生最后五个月在汉口的路德会诊所度过,1939 年 1 月 6 日在路德会宣教站内离世,享年七十二岁——武昌宣道会的房屋此时已在空袭中严重损毁。他和弟弟艾自新、姐姐奥蒂利娅,并他的三个孩子,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艾瑞英把丈夫安葬在汉口的万国公墓,盲校的学生在葬礼上献诗。宣道会的克省悟在追思中说他是「一个忠信的先驱者,一个忠实于圣经的人;是真理的典范,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是一个对其救主、对家庭、对中国教会充满爱的人」。
1940 年,已经七十岁的艾瑞英启程回美国,临行前把学校托付给同工。1945 年日本投降,次年二月,七十六岁的她独自整装第六次前往中国——她盼望自己能在武汉跑完人生的路程,然后与丈夫合葬。但到 1948 年底,她随差会其他宣教士被迫撤离,告别了这片埋葬着她丈夫、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和另外两位亲人的土地。1952 年 7 月 7 日,她因心脏病在夏威夷檀香山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葬于利胡埃公墓(Lihue Cemetery)。墓碑上刻着「中国武昌盲校创办人」,还有与丈夫墓碑上同样的一句经文:「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翰福音 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