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泰西儒士）

Ryan

马泰奥·里奇（义大利语：Matteo Ricci，义大利语：[matˈtɛo ˈrittʃ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汉名利玛窦，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前往明朝居住。在明朝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4年获得天主之仆称号。天主教马切拉塔教区于2011年开始对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列真福品进行审理[1]。

生平
成为耶稣会士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利玛窦出生于教宗国马切拉塔城（现属意大利马尔凯大区）。那时尚是文艺复兴时期，半岛上城邦林立，他的家族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在当地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他的父亲一直很担心利玛窦加入耶稣会。
利玛窦十六岁来到罗马，在圣汤多雷亚的学院学习预科，并于1571年（明隆庆五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1572年（隆庆六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师从数学家克拉乌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也是他的老师。在这段时期，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印度之旅
1577年（万历五年）利玛窦获准赴远东传教。1578年（万历六年）3月24日，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乘船和其他14名耶稣会士一起前往印度传教。一路上绕过好望角，途经莫桑比克，经过6个月的航行，终于在9月13日到达印度果阿——葡萄牙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达果阿前，船上来自莫桑比克的400名奴隶死了13名。
利玛窦在来到印度之前，由于沙勿略之前对印度的赞美以及教会的神化，他所听说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这里传教也比较容易。但是现实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万历八年），他在给耶稣会的历史学家玛菲用葡萄牙语写的信中说道：“查看一下有关印度、日本的注释书和地图类，会发现明显的谬误比比皆是。”但是耶稣会在日本布教非常顺利，而且在印度还发现了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教）的信徒。这使得利玛窦他们在精神上非常振奋。
利玛窦在印度和交趾支那传教四年。其间在果阿的神学院还学习了人文学科，在1580年（万历八年）7月26日晋升为司铎后，又学习了神学。他在印度认识到，应该允许当地人也学习哲学、教理和神学等欧洲文化，并且写信给耶稣会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阻拦他们与他人为伍担任职务——通过学问而出人头地——，我担忧他们会憎恨我们，而我们耶稣会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信仰的使命，将会化为泡影。”这也是利玛窦进入明朝后所持的态度，并终其一生一直维持这个看法。罗光所写的《利玛窦传》中说，这是“他能赢得我国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中国之行
到达澳门，住入广州
1581年（万历九年），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澳门。[2]
传教士想以中文著述天主教义来吸引明朝官民，“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他们先在澳门努力学习中文。他脱下洋装，换上汉服，同时学习两种近代汉语——近代南京官话和近代粤语广府话，还阅读大量中文书籍。[3]利玛窦对完全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感到兴奋。此外，在澳门的时候正好有来自日本的天正遣欧使节团路过，利玛窦趁此机会还学了一点日语。
利玛窦在广州住在怀远驿，在这期间结识了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为表敬意赠予王尚书一册世界地图。到了1582年9月10日，他沿西江来到肇庆，见这湖光山色，民众宽厚，便立定主意留下来，开展传教[3]。

落脚肇庆
1583年（万历十一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获得两广总督郭应聘制台和肇庆知府王泮太守（正式官名是知府）的接待。[4]。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更组织当地几位知识界人士共同译出汉文版，先后在广州、韶关等地讲授。这是国人研究西欧几何学的开端。利玛窦还将交流思想和学术经验的心得和知识作成《天学实践》一书[3]。
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这一年的8月在肇庆建立了“僊花寺”（僊即仙），开始传教工作。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而改挂了基督像。
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利玛窦绘制了《大瀛全图》[5]。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天主经》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很快亦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于是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仙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的一个派系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到韶州
1589年（万历十七年）夏天，广东新任总督刘继文将利玛窦所住的西式建筑据为己有，并以利玛窦的宗教为“邪教”，把他驱逐出肇庆境域，于是利玛窦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时候，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意外。他们遇上了强盗打劫，虽然利玛窦受了一点伤，但是幸好他们吓退了强盗，而且这些强盗很快就被逮捕归案。在韶州期间，另外一个不幸是利玛窦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1591年（万历十九年）麦安东神父逝世；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石方西神父也辞世了。而另外一名罗明坚神父则早已返回了欧洲，现在只剩下利玛窦一人从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汝夔（太素）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藉着瞿汝夔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其间他还被瞿汝夔的朋友邀请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利玛窦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而通过与瞿汝夔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才知道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到南昌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但是到了南京以后，利玛窦陪同的官员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利玛窦只好自己设法留在南京。然而这一次失败了。他只好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此居住。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9月22日，利玛窦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期间结交了章潢等儒士权贵，曾登堂讲学于白鹿洞书院，并受到建安王（朱多㸅）的热情款待。他在写给耶稣会的报告中解释了自己出名的理由：一是因为当地从没有见过外国人；二是利玛窦的记忆力非常好，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想学习，他也因此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三是他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四是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五是传说他会炼金术；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另外在这一年利玛窦为了练习用汉语写文章，写了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交友论》而意外的获得士人的欣赏。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且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到南京
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一起带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铭还表示要带他去北京。于是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6月25日，利玛窦与另一位郭居静神父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9月7日抵达北京。但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爆发万历援朝之役，利玛窦作为外国人无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仅住一个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万历二十七年）2月6日再度到达南京[8]。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当然这主要还是人们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玛窦还与一位三淮和尚（即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中国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长住北京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1月24日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
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史册记载：“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10]。到了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58岁。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滕公栅栏。逝世前指定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

身后之事
依照明朝的惯例，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利玛窦病逝于北京后，其他传教士和利玛窦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让利玛窦安葬于北京，借此来认可教会和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为此，耶稣会士庞迪我神父向万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庞迪我在奏章里称：

“	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实可怜。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来上国，亦为缙绅所嘉。臣等外国微臣，悲其死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瘗；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

虽然朝廷中有人反对，但该事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还是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启主持，万历皇帝赐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教会无需付款便可拥有这份产业。至19世纪末，安葬于滕公栅栏的欧洲传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义和团砸毁，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后清政府依《辛丑条约》出资重修了被毁墓地，而且还立了一块道歉的石碑。20世纪初，此地已经成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栅栏墓地已先后埋葬了数百名西方传教士，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所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外国神父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被迫撤离了中国。1954年，墓地内的墓碑只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块依照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的指示被保留在原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玛窦墓碑被红卫兵平埋于地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1973年，马尾沟教堂被拆，墓碑更是无人照管。1978年10月，邓小平、李先念等五位中共中央领导“批准”重修利玛窦墓。1979年后，墓地得到了修复，并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利玛窦墓现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的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院内。
如今公墓东边墓碑数十块。西边有墓碑三块：面向墓穴，中间为利玛窦，左右首分别为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的墓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拉丁文、汉文并列：

“

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行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

成就
传播西学
中国在唐朝时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景教），元朝时天主教进入中国，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后，中国基本上已没有基督徒。利玛窦可以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觐见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宗教，利玛窦本人更穿著中国士大夫服饰；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西方科学及哲学
利玛窦的《乾坤体义》是传教士们第一本关于西方天文学的著作，他初步介绍了托勒密的“九重天说”、亚里士多德的“四元行论”。利玛窦也制作过天球仪、地球仪、日晷、象限仪、纪限仪等天文仪器，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达官文人。[11]
带著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以来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馀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辞汇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地图与地球仪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有完整经纬线的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华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利玛窦对当时荷兰制图学派成果的掌握主要以奥特里乌斯的《寰宇全图》、麦卡托父子的世界地图、普朗修斯于1592年与1594年制作的世界图与东西两半球图为主，其中又尤其深受《寰宇全图》影响。[12]
利玛窦亲自参与绘制的世界地图刻本共有六部，现仅存两部，一是1602年北京版《坤舆万国全图》，二是《两仪玄览图》[13]。 利玛窦所绘地图目前考证如下：[14][15]

• 1584年，在肇庆绘制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原图已佚，也见不到摹本。时任应天巡抚的赵可怀曾将此图刻在苏州姑苏驿的石头上（已不存在），题为《山海舆地图》。（刘承范《利玛传》称此图为《大瀛全图》[16]）
• 1595~1598年，根据利玛窦本人记述，在南昌绘制多种世界地图，如《世界图志》、《世界图记》等。原图都已佚失，只有《舆地山海全图》的摹本保存在章潢《图书编》。
• 1600年，在南京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原图已佚，但摹本保存在冯应京的《月令广义》及王圻的《三才图会》中。
• 1602年，在北京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有多种版本保存至今。
• 1603年，在北京绘制的《两仪玄览图》。有两幅保存至今。分别收藏于中国辽宁博物馆与韩国崇实大学韩国基督教博物馆。
• 约1603-1604年，在北京绘制的地球东西两半球图。利玛窦称之为“世界舆地两小图（ doi mappamondi piccoli）”。此图原刻本已佚，摹本保存在程百二所编的《方奥胜略》。
  

利玛窦制作了中国第一个西洋地球仪来宣传地圆说 。《明史 · 天文志》卷二十五记载 “万历中 ，西洋人利玛窦制浑仪 、天球 、地球等器 。”[17]

绘画
利玛窦是早期将油画、铜版画等西洋画引进中国的传教士，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上书神宗：

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雅琴一张，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极西贡来，差足异耳。

其中“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即为油画，而此种基于写实的西洋画风使皇帝及大臣们惊讶不已。徐光启见到圣母画像深受触动，如他所说：“入堂宇，观圣母像一，心神若接，默感潜浮。”，顾启元在《客座赘语》谈到利玛窦的圣母画像： “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桢，而涂五彩于上，其貌如生，俨然隐起桢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 臂皆轮圆耳。”[1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据称为第一位中国籍的西洋画画家游文辉，曾于1610年为利玛窦作一幅油画肖像，现存于罗马耶稣会总会院档案馆，应该是最早中国人所作存世油画。在对中国画的影响方面，明代有些本土画家受西洋画影响而在人物与肖像画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曾鲸等画家。除肖像画之外，亦有研究者认为代表文人画主流的山水画也受到西画东渐的影响，如吴彬、樊圻、龚贤、吴历等居住于南京的山水画家的作品，在透视和光影处理等方面与西画有某些近似之处。[18][19]
在明代制墨大师程君房的木刻版画作品《程氏墨苑》的第六卷中，有四幅天主教西洋铜版画“宝像图”，分别为《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闻实，即舍虚空》、《淫色秽气，自速天火》和《天主图》，是中国美术史上首次中西方图谱出现在同一本书。这些圣像画的原图是在1605年由利玛窦提供，由中国画家绘制，前两幅和第四幅出自安东尼·威尔克斯（Anthony Wierix）的版画，第三幅出自克里斯宾·德帕斯（Crispin de Pas）之手。利玛窦为前三幅撰写图注，以直观传达圣经故事，便于人们理解。[20][21]

关于中国的评价
对中国的赞扬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华文化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22][23]。

“

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而且从以上几章可以很合逻辑地得出结论说，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机械工艺能力都很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料，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这两者都是形成机械工艺高度发展的有利因素。[24]

”

“

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精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了达数千年之久。[25]

”

“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即仁、义、礼、智、信中译者注)之一，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的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摒弃这种外在的表现，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26]

”

对中国的批评
利玛窦在晚年的回忆录《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又有着不同的记载[22][23]：

“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

“

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内在的联系。”“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

”

“

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

”

“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做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

”

利玛窦规矩
主条目：利玛窦规矩
参见：中国礼仪之争、耶稣会和道明会
利玛窦容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祭孔。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拉丁文：Deus；意即“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并无分别。而祭祀祖先与孔子，这些只属追思先人与缅怀哲人的仪式，与信仰并无甚么干涉；只要不掺入许愿、崇拜、祈祷等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所遵从，是为“利玛窦规矩”。
康熙时代，道明会传教士为了排挤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向教宗申诉利玛窦等人允许中国教徒崇拜祖先，违背了天主教教义。道明会传教士建议教宗派特使到中国晋见康熙帝，要求更改利玛窦规矩以排除容许中国传统的传教方式，和康熙争辩。康熙认为“不可理喻”，强令传教士遵从，否则逐回。此即中国礼仪之争事件。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数百年后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庇护十二世废除，这也侧面显示出了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作品

• 《天主实录》：利玛窦翻译了罗明坚编《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起名为《天主实义》，亦名《天学实录》[27]。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人的灵魂不朽大异禽兽和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报世人所为善恶的天主教教义。《天主实义》亦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进中国的。《天学实义》后来被乾隆皇帝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并有蒙、满、朝鲜、越南及日文译本。
• 《几何原本》(译本)：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利玛窦使用《几何原本》是他在罗马学院学习用的课本，由利玛窦的恩师——当时欧洲著名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神父整理编纂。克拉维乌斯神父在原本后又增添了两卷注释，总共十五卷。
• 《坤舆万国全图》：世界地图。
• 《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是中国汉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 《二十五言》：该作系从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手册》翻译而出，反映了后期斯多亚派哲学的观点。[28]
• 《畸人十篇》：利玛窦同十位中国士大夫的对话集。
• 《交友论》：收入了古罗马西塞罗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等人论友谊的格言上百则。也有利玛窦根据他对中国人的思想了解而编写的。这是利玛窦所写的第一部华文著作。
• 《西国记法》：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 《辩学遗牍》：1635年出版，收录了利玛窦以天主教观点与明末净土宗袾宏和其门生虞淳熙的佛教观点交流的信件。
• 《同文算指》：介绍欧洲算术，根据克拉乌维斯所著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译成。内容由基本四则运算、分数至比例、开方、正弦馀弦等三角几何。由李之藻笔录，清朝时录入四库全书。
• 《测量法义》：关于应用几何、测量，由徐光启笔录，附《勾股义》。
• 《圜容较义》：李之藻笔录。
• 《浑盖通宪图说》：天文学知识，李之藻笔录。
  

此外，他还写过或参与写过《西琴八曲》、《斋旨》、《乾坤体义》等著作。
屏风绘画《野墅平林图》据传为其作品，现藏辽宁省博物馆。[18][29]
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整理翻译为拉丁文，出版于1615年，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发现的利玛窦意大利语原文手稿同其他书稿以题名《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两卷。1942年，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Elia）将其编入《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e）。

评价正面评价
长期以来，西方许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将他视为令人景仰的，“诱导异教徒皈依”的传教士。而东方却将他视为促进东西方交流的科学家。这种评价主要是因为他向东亚地区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地理学知识，以及人文主义和天主教的观点，同时他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也因此，有人将他视为一位汉学家。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阐述利玛窦的学问时说：“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而余乃亟传其小者”。[30]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

“

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

《利玛窦传》一书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称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他还将利玛窦看作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中文版序言）
美国《生活》杂志亦将他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年－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

负面评价
对于日后康熙帝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利马窦的传教手法亦要负上部份责任。故日本学者中村久次郎在《利玛窦传》一书中说：“以基督教之本义密观之，利氏之调和法，乃功过相半。”

纪念

• 利玛窦宿舍，又称利玛窦堂，是香港大学唯一的天主教男宿舍，1929年由耶稣会建立。
• 台湾新北市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利玛窦楼”（耶稣会所有）。
• 在台北[31]、旧金山[32]、巴黎[33]和澳门[34]有“利氏学社”。
  

利玛窦
个人资料
出生	1552年10月6日 教皇国马切拉塔
逝世	1610年5月11日（57岁） 大明北直隶顺天府京师
墓地	滕公栅栏
宗教信仰	天主教耶稣会
民族	义大利人
圣秩	神父

  
《中国图说》内利玛窦(左)和徐光启(右)的插图，[6]铜版画，贝特曼档案馆（The Bettmann Archive）藏。[7]

  
利玛窦在韶州时所穿的儒服，藏于意大利马切拉塔艺术学院

  
利玛窦塑像，位于天主教南昌总教区主教座堂

  
利玛窦像，1915年，水彩画，土山湾画馆[9]

  
利玛窦墓碑

  
《天主实录》手稿，现藏于罗马中央国立图书馆

  
《几何原本》北京印刷书，藏于罗马中央国立图书馆

  
《畸人十篇》北京印刷书，藏于罗马中央国立图书馆

  
罗明坚、利玛窦、钟巴相(钟鸣仁)所编的《葡汉辞典》手稿。

来源：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88%A9%E7%8E%9B%E7%AA%A6